互联网时代的党群工作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催生了一个新的时代：互联网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不仅在物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新趋向，更是在社会精神生活上日益表现出以开放、平等、自由为主要内涵的互联网式的思维取向、行动准则和社会认同。这一系列深刻变化对传统的党群关系以及党的群众工作能力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即：如何认识互联网时代赋予群众角色的新内涵？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党与群众的主客体关系？如何洞察互联网时代与党的群众工作价值观的高度耦合？如何实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能力水平的提升？本文拟对此作一研究探讨。
一、工业时代与互联网时代：信息权力的重构与革命性变革 在相当程度上讲，正是信息的存在方式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的关系和结构。对信息的产生、获取、分析、调配的权力成为社会控制的核心权力之一。这一信息控制权力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与权力模式相适应的思维和行动的准则。可以说，每一次信息权力的重构都会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促使新的社会生成确立。传统工业社会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的中央控制模式，主要是由工业时代信息权力的生成方式决定的。而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和迅猛发展，其实就是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阶段以后信息权力生成和控制模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必然结果。简要地说，就是信息权力的生成和控制由于三个方面因素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
（一）社会大众的精神状态 社会政治生活抑或组织集团所采取的中央控制模式，一般是与当时社会的大众精神状态息息相关的。从社会发展史的纵深来看，社会大众的普遍性精神生活往往表现出均质化生存状态。也就是说，从社会的整体精神生活来看，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塑造了社会大众的统一性、均质化的总体性精神特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行动的服从性和一致性。这一因素决定了信息权力的生成其实就是传统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在社会权力体系中的集中体现。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统一一律的社会精神状态开始不断出现分化。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的整体性冲击，社会的精神状态日益显现出碎片化、离散式的总体特征。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社会治理模式从革命运动型向执政治理型不断调整转变，在党-国家-社会的三者关系中，社会在物质经济发展和生活丰裕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规训与服从，并开始塑造和培育多元独立的社会精神。另一方面，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的及时扩散传播，多元独立的社会精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渠道和意见场阈。社会生活在互联网的介入下被分割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党内”与“党外”、“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精神领域的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无论是在思想认知上和行动实践上都对既有的信息权力控制模式提出了挑战和要求。即，符合工业时代生产组织形态的信息权力，在制度化的组织控制渠道对体制内成员的强制性要求外，是否能够在互联网时代面对已经具有强烈独立思考能力的社会大众的质疑；信息权力的掌控者能不能在如汪洋大海般的社会大众面前保持定力与信心？可以说，社会大众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必然要求对现有的信息权力进行重新的分配调整。
（二）社会精英的主导地位 必须承认，精英统治就目前的社会生活和组织建构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首要的。这不仅与精英统治的社会政治传统有关，也是与信息权力的专业化要求密不可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社会政治生活之所以会出现精英统治，其实就是不同的社会成员在参与信息的专业化分工过程中产生的一个能力分化过程造成的。在信息的专业化生产过程中，不同的人表现出来的能力素质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信息权力的等级划分，使得获取和拥有更多信息资源并能够将其按照一定方式进行信息再分配的人就掌握了主要的信息权力。这也是精英政治不断得以传承和延续的重要因素。从相当意义上讲，传统工业社会的中央控制模式其实就是社会精英在组织工业生产活动中不断强化的结果。不过，互联网时代对社会参与信息处理的模式却能够产生深刻影响。或者说，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大众在参与信息处理时与精英的能力差异可以通过新的“合纵连横”而不断得到缩小和弥平。互联网时代信息渠道的开放性、信息处理的合作式和信息提供的服务式等一系列信息生成模式的内在变革，使得信息生成权力的过程越来越公开透明，信息权力边界也在市场化服务的要求下不断明确。一种适应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权力开始诞生，并对权力的掌控者与受控者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可说以，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权力与其说它表现的是制度化的强制权力，不如说它其实更多地是一种争取信息消费者的市场化组织行为。这种组织行为对传统的信息权力关系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这种组织行为实践中，传统社会中构成信息权力关系的权力实施者与受施者的关系，开始从单向的组织化控制向建立组织内外的协作关系转变，并最终将会形成一种以信息共享为前提的权力协作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组织行为又是围绕消费者——市场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而展开的。在这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的往往是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对信息提供者更高的服务要求。信息权力要发挥功效，就必须通过不断地更新服务质量来满足信息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于是，一种基于信息自由开放而形成的以市场服务来获取和扩展自身影响的信息权力新关系开始形成确立。传统的社会精英统治不得不通过更多地协商协作以及权力让渡来在新的社会权力体系中努力维持自身的地位。但是，无论如何，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大众开始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使对话成为可能。
（三）技术发展的社会限度 一定的社会技术总是适应并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结构。这种适应与服务就是技术发展的社会限度。应该看到，革命性技术往往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变革要求。这种技术的社会变革要求常常是对过去社会技术发展限度的突破。以报纸-电话-电视为代表工业时代的社会技术就是对旧有的以纸质阅读和传播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社会技术的突破和颠覆。从社会技术发展与政党活动的角度来看，以谷登堡为代表的现代印刷术的发明，第一次使政治真正成为社会大众的公共生活。政治活动中的政党行为开始摆脱中世纪封建时期的秘谋色彩浓厚的朋党特征，逐步走向大众政治；报纸、电台和广播在社会生活的实际运用，进一步加速了政党与大众生活的融合，通过报纸、电台和广播的广泛动员，政党能够实现政治动员从一隅走向全域的深刻转变，从而获取了强大的政治能量。电视的出现，则使政党的领袖（或政治候选人）与民众直接产生联系成为可能，从而对依靠政党中间组织和基层组织进行大规模群众动员的职能提出了严峻挑战，迫使传统集中统一的政党结构开始发生转向。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剧了政党的结构转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在社会主体多样化、利益需求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信息的自由流转与表达的畅通便捷，对基于工业时代组织理念而建构起来的一切社会组织（包括政党）都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可以说，互联网时代就是一个信息自由流转的时代。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活动、集团组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信息流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消蚀瓦解了固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不断推动个人、组织和社会以互联网信息为基点探索构建新的关系体系。这种新的关系体系的建立实质上既是对信息单一传播模式的技术颠覆，更是对既有工业社会关系体系的变革与创新。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在信息权力重构的过程中不断分化重组。一种基于公开、公正、民主、平等、开放为价值核心表征的社会关系体系将形成和确立。
上述分析表明，互联网时代不仅是一种对互联网技术蔓延扩展而带来的社会生活波动的名词性表述，更为深刻地意义还在于互联网时代对社会生活带来的总体性、根本性变革。尤其是其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更是意义非凡。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检验中国因特网的关键是‘技术自由’与等级的‘中央集权经济’之间的典型矛盾，随着矛盾双方在范围和速度上的发展，这个矛盾也越发明显。因特网使中国自由化了吗？或者中国政府成功地按自己的意愿创造了因特网吗？经验事实远远比任何二元对立框架都要复杂，因为中国的网络形式处于一个法律、制度、社会群体以及文化认同的独特‘通信行为环境’中。”P130可以说，互联网时代在相当的广度和程度上都在不断地更新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更是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培育出来的日益具有独立意识的社会新一代，提供了言论与行为超脱于制度化控制的新场阈。一种新的党群关系开始出现并对现有党群关系的组织化要求提出了强烈而坚定的变革冲动。
二、互联网时代的党群关系：技术、政治与价值的高度耦合 那么，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对党群关系提出的这种变革性要求呢？笔者以为，互联网时代的党群关系，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政治宗旨、政治关系、政治能力与政治实践高度耦合的新场阈。
（一）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能够充分体现和衡量党的政治宗旨的新场阈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是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凝聚全社会力量的信念之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表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不断汲取社会的支援而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而无所畏惧，才能成为中国社会团结的组织纽带和政治核心。但是，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而就党群关系而言，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更是贻害甚深，流毒不浅。那么，什么是官僚主义呢？列宁指出：“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P363官僚主义的表现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官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从组织建设的角度而言，党群关系中出现的上述官僚主义有其产生的制度必然性。不可否认，层级式的科层管理体制符合工业时代社会政治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中央控制式的组织原则要求。但是，在实际的组织运行中，层级式的管理体制必然会形成组织运行的内在潜规则：上级组织驱使下级组织并根据其行为活动而实施相应的奖励措施。这一规则存在的背后表明了组织内部评价标准的单一化与组织外部关系利益相关度的弱化。即，在组织内部，对上级的驯服成为生存发展的唯一标准。在组织外部，由于社会监督的缺失以及利益相关度的几近消失，官僚主义作为组织行为上的外在表现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在缺乏自我克制的情况下对党群关系不断造成损害。互联网时代意义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对技术的运用实现对党务、政务的公开，增强信息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从而在调适和规范组织内外的关系和行为的同时，达到在相当程度上对官僚主义泛滥的克服。
（二）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能够充分体现和衡量政治关系的新场阈 通过党务政务的公开透明以克服党群关系中的官僚主义的惰性，这只是互联网时代在技术意义上的体现。作为一种新的时空场阈，互联网时代开放、自由、平等的生态环境更能够为建立真正坚实的党群关系提供客观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包括行政性权力在内的组织化控制渠道下的党群关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形式化、空心化、乏力化的组织弊病。所谓形式化，即是指借助于传统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对社会群众的分类管理。但是，随着社会成员的碎片化和原子化，特别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不断出现，如何把“两新”组织成员纳入传统的管理体制之内一直是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的主要课题。应该承认，一系列新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问题。但是，新的组织形式在实际运行中却遭遇到组织成员角色身份的独立性而带来的组织管理上的矛盾和冲突。组织管理方坚持用传统主导性管理方式来实施管理，但却因为无法为组织成员提供切实的社会利益帮助而与组织成员的利益性需求产生冲突，从而使组织发展陷入形式化的管理困境。这就是组织发展的第二个弊病：空心化。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力量主要在于通过信仰的意识形态教化和组织纪律的约束惩戒来实现对组织内部的团结一致。在这里，信仰的意识形态教化发挥着组织凝聚的核心功能。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首先是思想上的胜利。失去了对信仰的共同追求，仅靠纪律的惩戒在带来形式团结的同时，却往往会使功利主义、投机主义成为组织内成员发展的动力。看似繁花似锦的组织发展形式，实际上却由于信仰的缺失而使组织发展出现空心化的趋势。要有勇气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讲，组织体制内政治生态由于这些弊病的存在而直接影响到组织内外的政治关系，尤其是党群关系。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丧失影响到群众对党的总体评价。由此带来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出现的乏力化倾向。所谓乏力化，主要是指党组织在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时要么束手无策、着急上火，要么敷衍塞责、坐视不管，更有甚者则是视而不见、避而不问。要根治上述形式化、空心化、乏力化的组织弊病，固然有赖于从严治党，强化纪律要求；纯净政治生态，夯实理想信念。但是，必须正视互联网时代给组织内外政治关系带来的深刻变化。这就是在党群关系中，必须不仅要把群众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更要真正在政治立场上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互联网时代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言论的自由上，更为主要则体现在言论自由后面对个体和社会发展的独立思考。党只有与群众发生真正的思想对话，才能真正使党的政治信仰、政治主张、政治路线成为群众的心声。
（三）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能够充分体现和衡量政治能力的新场阈 如果仅从党群关系或党群工作的实际效度而言，互联网时代给党群关系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冲击就表现为部分基层党组织或党务工作者在面对群众时政治能力的低下。这种政治能力的低下，部分原因是由于党员干部自身在认知态度、能力素质方面的弱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从互联网时代党群关系的社会环境变化而言，那么，基层党组织或党务工作者政治能力的低下其实只是一个相对比较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党的工作者在提高政治能力的同时，它所要工作的对象——群众的能力素质提高的更快。两相比较下，就愈发显示出党务工作者在理论认知上的狭隘化、在方法途径上的单一化、在目标追求上的形式化。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互联网时代的群众呢？或者说，互联网时代的群众是不是还是乌合之众的群氓？还是拥有政治智慧的社会公众？从党的群众工作现状来看，应该承认，互联网时代的“群众”（为了方便叙事这里仍然继续沿用传统的党群关系语言来表述）相比较于工业时代的“群众”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在传统的党群关系的描述中，群众的概念其实是一种充满了政治道德色彩的象征语言。其象征意味在于：1.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描述语言，群众是混沌而未分化的；2.作为一种道德性的描述语言，群众又是盲目而未开化的。由此带来的党群关系构建的政治语境就是：通过先进人物或政党的积极活动，来引导和激发这一自身蕴含着革命性力量的群体的政治认知，并以此达到群众的政治救赎。工业时代党群关系的政治语境决定了党群工作的方式往往把群众作为单纯的教育客体来看待。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却使这种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即“群众”的新内涵。互联网时代的“群众”由于具备了更为独立的社会精神，其实更应该用“公民”来表述。从“群众”到“公民”的描述转变，也是一种“群众”在社会心理上的自我认定与精神蜕变。对互联网时代的新一代人来说，传统的“群众”意涵所包含的个体的无助与组织的关心照顾已经无法感同身受。对他们来说，在社会公平和法律公正所构建起来的社会规则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才是生活的亲身体验。这种生活体验带来的党群关系的新变化就是：作为“群众”，个体是独立而非依附，是平等而非屈从，是价值认同而非政治投机。从“群众”到“公民”的社会心理变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的精神具象：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到成熟阶段所带来的信息共享，以此由此而导致的权力结构的变化——权力共享，并因此而引发的政治理念的新变化——协商民主。可以说，互联网时代的党群关系，既要有党对社会公众的道德关怀和政治关怀，更要通过社会政策法律的完善以为党的群众工作能力夯实政治基础。
三、运用互联网思维提高党的群众工作能力：途径与方式 基于互联网时代信息权力体系的重建以及党群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提高党的群众工作能力，必须以群众需求为目标牵引，树立积极服务的政治意识，充分运用开放、平等、直接、泛在的互联网思维开展群众工作。
（一）运用开放思维，推进党的群众工作能力的多元化提升 开放思维是由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要求决定的。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结构力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这种结构性趋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党的传统群众类属管理体系已经无法覆盖整个社会。事实上，党直接领导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在团结群众方面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仍然距离中央关于“群众在哪里，党组织就在哪里”的要求尚有差距。即便是在一些新兴组织里面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距离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尚待观察。另一方面，在党的传统群团组织之外，又活跃着其他一些群众性的社会组织。在争取群众方面事实上与党直接领导的群团组织构成了竞争关系。尤其是一些志愿者组织或者带有类属性质的自发自治性群团组织，其独立性、排他性和非政治性的特点非常强烈，但是其在团结引领群众方面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对这种类型的群团组织又不能忽视。因此，要运用开放式的互联网思维，以我为主，主动作为，加强联系，在法律的范围内开展协作，在发挥其团结群众的功能同时，潜移默化地加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
（二）运用平等思维，调适党的群众工作能力的主客体关系 互联网时代党群关系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党组织与群众的角色关系变化上。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以群众能力增强为中心的偏向性增长。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党-国家-社会三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组织所直接拥有社会资源较之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大大减弱。传统的过度依赖行政权力的活动方式也在法律不断健全的情况下回归到党的正常的组织活动。但是，对于党的政治活动方式的这种变化，对于已经习惯于从党组织那里寻求帮助关怀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却是视而不见的。导致的结果就是由于无法满足群众的帮助而使党组织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一点在涉及到群众根本利益（如征地、拆迁等）时所产生的冲突与误解体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个时候，党的政治宗旨、政府行为、法律规范和群众利益的协调就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必须面对和破解的难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独立性培育在互联网时代骤然得到的增强和放大。信息的流动和民间舆论场的出现，使得群众的“草根式表达”有了非体制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讲，群众的社会关怀能力在不断涌现的社会舆论风波和焦点事件的冲突中得到了锻炼和强化，这也使得党的群众工作在实践中其实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对象——社会网络化的群众。即党组织在开展群众工作时，面对的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原子化的个体群众，而是拥有了广泛而丰富的社会资本的网络公民。这一新的变化，要求在开展党群工作时，必须树立平等的互联网思维。只有以平等待之，对话才有可能。
（三）运用直接思维，改进党的群众工作能力的制度化设计 党的各级组织对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最初反映就是加强党组织的信息化建设。其中，最为典型和突出的就是各级党委的门户网站的建立。党建网站的建立，使得各级党委部门的活动信息得以公开透明化，从而增进了群众对党的活动的了解。与此同时，也使各级党委通过群众的监督反馈而获取了改进自身工作的有效信息。应该说，党建网站的建立是直接式互联网思维在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方面的具体体现。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党建网站轰轰烈烈的建设之后，随着最初新鲜感的消失，一部分网站开始进入“僵尸”状态。信息更新的停滞、网站栏目的千人一面、群众意见的自动式反馈等等，都显示着直接式互联网思维在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方面遇到的困难。事实上，这种困难更多地表现在党的群众工作能力的制度设计上的矛盾。一方面，各级党组织需要群众通过信息渠道及时反映群众关心的问题，以此在信息综合的基础上形成政策性意见。但是，个体群众反映的问题往往是其最为关心的迫切问题，在群众的短时性需求与党组织的长时性综合中，由个体性问题所引发的矛盾就逐渐蔓延成为整体性矛盾。即对各级党组织解决群众现实问题能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在面对紧迫性问题的时候，比如遭遇突发性社会舆论风潮之时，谁来定调、谁来拍板，都要通过组织原则来决定。在外界看来，就会表现为党组织的反应迟钝。所以，在党建网站、党委微博等互联网时代的组织新形式建成之后，之所以会出现建而不用的休眠状态，其核心问题就在于直接式的互联网思维要求党群之间的关系可以跳过中间的层级组织而实现信息交流的及时高效。但是，现实社会的党的组织原则强调的则是属地管理和层级管理。于是，党群之间对话交流的组织渠道在互联网时代就面临着需要变革的挑战。
（四）运用泛在思维，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党的群众工作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时空环境带来的信息及时性、有效性的限制已经得到大大缓解。身体在场作为信息有效性的主要表征已经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的全息展示，或者信息缓存的方式来实现。开展党的群众工作要有互联网思维，泛在的思维方式就成为互联网思维的重要内涵和具体表现。因此，运用泛在式的互联网思维，就是要通过切实提高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以适应工作对象的缺场。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一方面，必须适应在工作对象缺场情况下开展群众工作。这一点在面对非体制的组织工作对象时尤其需要加以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要善于运用信息网络技术的信息存储功能及时加强与工作对象的交流沟通。不能因为工作对象无法参加组织活动而有所忽视。简要的信息交流往往能够在细节之处体现党组织的存在。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工作对象身体参与的不可替代性。用泛在式的互联网思维开展群众工作，虽然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活动方式，但是党的群众工作内在的政治性要求又必须强调工作对象的身体在场。事实上，作为政治性组织，党的群众工作更多地是在与群众的亲身交流中实现对群众的团结和引领。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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