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五个新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是一个挺前沿的问题。“治理”在国际学术界并不是一个传统久远的概念，上世纪末之前使用很少。在这个世纪的前十年开始热起来，最近十年才成为学术“热词”。我们在完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性目标之后，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和发展，必须适应新的要求，才能支撑和引领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
01社会根本矛盾转化后的治理新要求。
物质文化基本需求阶段的治理和美好生活愿望阶段的治理有很大不同。在物质文化基本需求阶段，人民诉求相对一致，治理目标相对集中，发展经济并相对公平地分配，保障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可以了。而美好生活的诉求广泛多元，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日益增长的，是多方面的立体诉求，而且在许多方面相互制约和制衡。总之，这个阶段诉求多元发散，治理需要处理更多相互制衡的变量，有些事情可以寻求“一致”，更多事情可能要兼顾各方面诉求，寻求各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
02高质量发展时期的治理新要求。
数量扩张时期的治理和质量提高时期的治理有很大不同。数量扩张时期，治理的可以“投”字当头，投钱，投人，投地，投项目，就会扩量并带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如何转变方式，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情形会复杂许多。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种复杂性。一个低收入国家开始加速增长，头二十年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并不困难，二战以后近五十个国家都实现了。但是再想要第三个十年高速增长就会困难得多，为数不超过十个经济体。日本持续保持高速度只有26年，此后在波动中又反弹了几年。韩国表现很好，也就是30年。中国已经创造了奇迹了，7%以上的高速度增长了40年。当然我们还想要更长期的高增长，但现实考虑，今后保持5-6%的中高水平已经很不错。高速度为何不能持久保持？因为持续高速增长几十年后，很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举一个例子：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也就劳动人口要抚养的非劳动人口比例的变化。我们的高增长的四十年，也是人口抚养比最低的四十年。这不是巧合，而是高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这个比例快速上升，既使放开了二胎，甚至以后放开多胎，低生育率、高抚养比的趋势很可能改变不了，高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已经难以重现。
03科技创新引领的治理新要求。
科技跟跑时期的治理和科技并跑领跑时期的治理有很大不同。过去四十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跟随全球科技发展方向，是我们提升科技水平的重要渠道。跟跑时无需自己定方向，确定性强，应用场景明确，治理任务相对简单，加速跟上缩短差距就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跟跑并跑领跑并重的时期，后两种情况的权重会逐渐加大，情况会发生很大改变。一是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二是我们对基础科学问题的已知愈多，与未知问题的接触就愈大，可以涉足进行研究的科学问题就愈多。三是科技前沿有许多颠覆性技术，数字与智能技术、合成生物学和脑科学等都孕育着新的巨大变革，科研活动形态和科技开发模式出现一些根本性变化，诸如分布式研发，开源性研发等，组织科技活动的难度加大。这些技术的发展还带来很多科技伦理、公共治理方面的挑战。上述哪一个方面的治理，涉及的变量都是指数级增长，权衡和选择难度大增加，都没有简单标准和指标，问题错综复杂。
04数字时代治理的新要求。
传统经济社会的治理和数字时代智能社会的治理有很大不同，过去40年我们都是治理一个传统的工业社会，今后我们是要治理一个数字和智能社会。党中央对这个变化有高瞻远瞩，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目前共有21次，其中4次内容讲到了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相关问题，包括区块链技术发展这种最前沿的问题。数字时代的治理是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要用数字治理经济治理社会，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市场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各个方面，广泛应用数字技术。要特别重视利用多种数据交叉复现把握事态真相。当一些高度关联的指标发生冲突，就可以怀疑其中某些数据的真实性，交叉复现利用多维度的海量数据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克服了传统信息来源可信度偏低的问题，提高了数据信息的决策价值。第二，要对数字技术进行要治理，数字技术会带来新的挑战与问题，有算法歧视的问题，有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有平台影响力控制力问题，有收入平等问题。数字技术往往具有两面性，同一种应用，既能赋能监管行为，也能赋能逃避监管的行为，带来治理难题。第三，要针对数字社会推进整体治理变革。数字社会正在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主要形态，数字技术广泛渗透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引领社会生产消费和生活模式变革，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新势力，推动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因此数字治理不仅是新的治理手段和治理任务，更是全面的治理变革。
05外部关系变化的治理新要求
与外部互补关系为主时期的治理和竞争关系为主时期的治理有很大不同。从大背景看，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必然带来全球治理的新需求。这里仅从经济角度做一点分析。过去几十年，我们与外部经济体主要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之中。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劳动力富裕极为充裕因而低成本，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而其它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劳动力成本高昂，资金和技术供给充裕。全球化带来各方优势要素的结合，各方都获得比此前更多收益，互补关系带来合作意愿。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也处于相对高位，资金和技术存量较多，增量更快，这种改变必然导致外部关系发生变化。合作与竞争并存，竞争不断增强，相关关系已经挪出了互补的舒适区。当下大国战略博弈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多点呈现，彼此不适应的感觉强烈，对这种局面的治理任务错综复杂，压力加大。以前反对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不愿看到中国对外投资的是国外有些所谓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等，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主体也站到了前台，因为它们切实感受到了竞争压力，这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中国经济社会治理的七项重点任务
国家的整体制度和治理体系绝不能盲目照搬照抄他国，但可以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有时候看上去我们没有陷入某种治理困境，有可能是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那个时态。现代化是一个整体进程，现代化发展到什么阶段，经济社会治理中就会面对什么问题，不少都是具有共性的问题。因此，多数国家实践效果较好的治理元素，我们可以从国情出发学习借鉴；许多国家出了问题的领域，我们要及早防范和应对。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因为我们理解到激励约束、分权确权、价格信号和有效监管等都是激发动力的基础性制度元素，才会推动计划经济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现代金融体系、现代企业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是我们学习借鉴并被实践证明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社会治理构件，过度福利制度、昂贵的医保体系等治理教训我们也要注意避免。下面，我们简要地讲几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重点任务。
0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基本制度，要坚持和完善。另一个重要的新提法很重要，就是要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基本的要求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说竞争政策重要，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此前多年的多种多样和碎片化的优惠政策。转向高质量发展，竞争政策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公平竞争才能改变多年来落后企业通过优惠政策得到保护难以淘汰的局面，真正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公平竞争才能保证各种资源通过市场有效配置。今年以来，疫情带来新的冲击和问题，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要性上升，即使如此，也不能忘记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这个基本要求。这里想强调一下，数字时代，虽然大数据提供了有关市场运转的海量信息，乐观者甚至认为有望解决计划经济所需的信息问题，但是，大数据并不能解决同样重要的激励相容、企业家风险偏好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所谓基于信息技术的计划体制不具备现实意义。因此政府的经济调控仍要谨慎，不能随意干扰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02完善社会治理制度
重点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要以社区作为社会管理的支撑点，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要呼应公众希望更多知晓和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愿望，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同时，要增强在突发事件和关键时点的统一决策和指挥能力，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治理优势，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挑战的重要能力。
03完善民生保障制度
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公共服务要处理好保基本和多样化的关系，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是应保尽保、可持续和稳步提高水平，普惠性的公共服务既要广覆盖、又要向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倾斜，使他们能够更多分享发展的收益。过去五年，我们的扶贫成效极为显著，8000万人脱贫，从最底部发力提升了社会公平程度，今后若干年，巩固提高扶贫成效是民生领域的重要任务。教育要从全面普遍义务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向发展适合人人、开放灵活、满足终身学习需求的教育体系推进。卫生健康保障的重点是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从现在开始，计划生育“一孩政策”时代的父母陆续进入退休群体，老龄空巢家庭的比例较高并将继续上升，应该成为新的民生保障重点。
04完善发展先进文化的制度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需要多方面的治理能力。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讲了全媒体时代的媒体融合发展问题，表明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前瞻。文化领域是数字和智能技术应用领先的领域，图灵奖是一个数学奖，2020年的图灵奖奖给谁了？一位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创始人和前总裁，一位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创始员工之一，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图形学实验室教授。他们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为动画片做特效，所以我说文化产业是与数字及智能技术最匹配的行业，没有之二。现在我们各类数字文化产品的用户数量都巨大，例如短视频用户已经有7到8亿的人了，网络文学用户也有4.5亿的用户。此时促进文化发展相关的治理问题，要把握好意识形态问题，价值观问题，也要理解先进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及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竞争格局。
05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美好环境。政府的监管，时间地点的覆盖面很有限，从行政成本的角度说也不可能时时处处。要鼓励并完善机制，促进公众、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采取环保和生态行动，鼓励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保护环境和生态，发现和举报身边各种与环境生态相关的违法违规和不当行为。现代技术能够赋能公众以多种方式参与这个过程，举例来说，有一个网站是社会组织办的，我们任何地点和时间如果看见烟囱冒烟水管排污，拍张照片上传到平台，平台就会曝光，公开向污染者喊话，请某某数据超标企业做出说明。这种公众监督对企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有时候比政府的抽查更有用。
06完善数字时代的治理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公共治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各类公共事务都要努力做好普惠高效的线上服务，让公民和市场主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增加“一网通办”和“一站式”服务的事项。第二，要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扩大数据公开，加强数据共享，让公民和社会主体及时了解事态，有效回应公民和市场主体诉求。与此同时，要加强对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企业的监管，合理保护个人隐私，有效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
07完善更高水平的开放体制
要完善制度性开放和安全开放的体制机制。随着各类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加速，国家间的竞争日益成为制度的竞争、治理的竞争和服务的竞争。实现制度型开放，就是要改变过去多年开放政策调整频繁的状况，今后，各种开放的政策、规则、管理、标准等，都要相对定型稳定和可预期。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营商环境、创新环境、生态环境、数字环境等等。同时，要确保安全开放。要建立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确保开放中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