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汉语词语，读音为lǐ lùn。一指在某一活动领域(如医学或音乐)中联系实际推演出来的概念或原理；二指理想的或假设的一系列事实、原理或环境；三指从对事实的推测、演绎、抽象或综合而得出的[对某一个或某几个现象的性质、作用、原因或起源的]评价，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高层梯队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5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高层梯队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5篇
第1篇: 高层梯队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
《浅谈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
------- 领导学结课论文
系别：贸易经济系
班级：08国贸
学号：0806305026
姓名：刘万青
完成时间：2011/5/12
一学期的领导学学习即将结束，由于本课程介绍知识面广泛，内容较多，所以我主要选取了其中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分别是交换型领导行为和变革型领导行为，以下便是对两者的论述。
一、 问题的提出
领导理论是研究领导有效性的理论，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因素以及如何提高领导的有效性是领导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导理论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领导特性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领导行为与领导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显然依赖于任务结构、领导成员关系、领导权威、下属的主导性需求等情境因素，领导权变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提出领导的有效性依赖于情境因素，并且情境因素可以被分离出来，它的研究成果包括菲德勒权变模型、情境领导理论、路径目标理论和领导者参与模型。但由于实践者很难确定领导成员关系、任务结构等权变变量，领导权变理论相对于实践者显得过于复杂和困难，使它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978年，Burns在对政治型领导人进行定性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领导过程应包含交易型和变革型两种领导行为，这一分类为领导行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1985年，Bass正式提出了交换型领导行为理论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它比以往理论采取更为实际的观点，是以一个“走在大街上的”普通人的眼光看待领导行为，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二、 基本假设、理论框架与主要特征
1．交换型领导行为理论
在一些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中，领导行为常被理解为一种交易或成本一收益交换的过程。交换型 领导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领导一下属间的关系是以两者一系列的交换和隐含的契约为基础。该领导行为以奖赏的了大领导十属，当下属完成特定的任务后，便给予承诺的奖赏，整个过程就像一项交易。其主要特征为：（1）领导者通过明确角色和任务要求，指导和激励下属向着既定的目标活动，领导者向员工阐述绩效的标准，意味着领导者希望从员工那里得到什么，如满足了领导的要求，员工也将得到相应的回报；（2）以组织管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为基础，完全依赖组织的奖惩来影响员工的绩效；（3）强调工作标准、任务的分派以及任务导：向目标，倾向于重视任务的完成和员工的遵从。
根据Burns理论，交换型领导行为建立在一个交换过程的基础上，主要包括权变与非权变性两种奖励行为和权变与非权变性两种惩罚行为，实施不同的奖励和惩罚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谓权变性奖惩是指根据下属的绩效进行奖励和惩罚；非权变性奖惩是指领导进行奖罚时不依据下属的绩效。Bass则将交换型领导行为分为权变奖励领导行为和例外管理领导行为两种，并随着领导者活动水平以及员工与领导相互作用性质的不何而不同。所谓权变奖励领导行为是指领导和下属间的一种主动、积极的交换，领导认可员工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员工也得到了奖励；例外管理领导行为则指领导借助于关注员工的失误、延期决策、差错发生前避免介入等，与下属进行交换，并按领导者介入时间的不同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类型。主动型的例外管理领导者，～般在问题发生前，持续监督员工的工作，以防止问题的发生。同时一旦发生问题，立即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当然也积极搜寻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或与预期目标偏离的问题。领导者在员工开始工作时，就向员工说明具体的标准，并以此标准监督差误；被动型的例外管理领导者，则往往在问题已经发生或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时，以批评和责备的方式介入。一般情形下，领导者一直等到任务完成时才对问题进行确认，并以此提醒员工，也往往在错误发生后才说明自己的标准。当员工所处的工作以及环境已不能为员工提供激励、指导和带来满意感时，这种领导行为才具有效率。
2．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
变革型领导行为是一种领导向员工灌输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并激励员工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领导除了引导下属完成各项工作外，常以领导者的个人勉力，通过对下属的激励、刺激下属的思想、对他们的关怀会变革员工的工作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使他们为了组织的利益而超越自身利益，从而更加投入于工作中。该领导方式可以使下属产生更大的归属感，满足下属高层次的需求，获得高的生产率和低的离职率。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前提是领导者必须明确组织的发展前景和目标，下属必须接受领导的可信性。其主要特征为：（l）超越了交换的诱因，通过对员工的开发、智力激励、鼓励员工为群体的目标、任务以及发展前景超越自我的利益，实现预期的绩效目标；（2）集中关注较为长期的目标，强调以发展的眼光，鼓励员工发挥创新能力，并改变和调整整个组织系统，为实现预期目标创造良好的氛围；（3）引导员工不仅为了他人的发展，也为了自身的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变革型领导行为拓宽了领导行为的研究范围。
虽然对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相对较晚，但已有许多研究注意到了该理论的结构效度。根据Burns理论，它由个人魅力、智力激励以及个人化考虑三个因素构成。 Bass ＆ Avolio（1994）则提出变革型领导行为应包含以下四个维度：（l）理想影响力指能使员工产生崇拜、尊重和信任的一些行为，包括领导者承担风险、考虑个人之外员工的需求以及良好的道德品质；（2）鼓励性激励指向员工提供富有意义和挑战性工作的行为，包含明确描述预期目标，而且该目标受到整个组织目标的约束，同时通过积极乐观的态度唤起团队精神；（3）智力激励指领导者启发员工发表新见解和从新的角度或视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鼓励员工采用崭新的方式完成任务；（4）个人化考虑指领导者仔细倾听并关注员工的需求。我们在以往的一项关于中西方企业领导行为研究中曾提出六种变革型领导行为，包括提供远见卓识、智力激励、寄予厚望、树立榜样、促进合作和提供个人支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促进合作（促进员工合作，使他们为共同目标而工作的程度）、提供个人支持（领导关心下属个人感受和需求的程度）和树立榜样（领导树立与之力求推广的价值观相一致的行为榜样）与中国文化特征和传统中国领导哲学相一致；有远见、寄予厚望和智力激励三种领导行为则在中国文化中不是很受重视。由此可见，变革型领导行为是一种动态性的结构，具有多维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下，它的维度具有权变性，并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变革型领导行为着重突出了领导者对组织手四个人的变革效应。
区分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并不意味着两者是不相关的。Burns认为这两种领导行为是同一连续体的两个极端，而Bass认为它们是两个分开的维度，一个领导者既有变革型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交换型的一面，变革型领导行为以交换型领导行为为基础，但反向则不然。变革型领导行为可以说是交换型领导行为的一种特例，可以同时与一些目标和目的的实现相联系，这两者模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领导激励下属的过程中和目标设置的类型上。在竞争较为激烈的今天，研究变革型领导行为尤为必要，正如Bass在《领导行为手册》一书中写到：遗憾的是许多经验性的研究都关注于交换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其实这方面真正的原动力和撼动者是变革型的领导行为。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拓宽了正受系统检验的领导特质理论的范围，超越了交易理论的边界。
三、 两种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
1．交换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
变革型和交换型领导行为将对下属产生不同的影响。通常认为，以权变奖励为基础的交换型领导行为可使下属达到双方协商的绩效水平，只要领导和下属发现这种交换是互利的，那么这种关系就将持续下去，员工也将达到预期的目标绩效。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以权变奖励为基础的交换型领导行为对下属的绩效和满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在某种情境中，这种作用可能是负面的，其主要原因是：（l）如果管理者与下属的交易并没有充分达成一致，那么权变奖励的领导行为是低效率的，在这样的组织背景下，员工很有可能从本质上要求较少的权变奖励的领导行为，如正在发生变革的环境下，权变性的领导行为是不适当的禾则氏效率的；（2）当固定组织的奖励系统时，领导与员工的交易对生产率的作用是逆向的。如果员工意识到权变奖励的领导行为是领导控制员工行为的一种企图，而不是奖励，企图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那么员工的动机水平就会下降；（3）在测量时与权变奖励的量表项目有关。以往的研究有关权变奖励量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员工认知为基础的一些项目，二是对奖金的预期和分配方面的阐述，而有的研究所设计的量表只包括了基础的交易性项目，这将会导致结论的不一致性。
有证据显示，例外管理与工作绩效相关，但这种相关性比工作绩效与权变性奖励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有许多研究结果显示，领导者的权变性惩罚与员工工作绩效间的关系是混合型的，即有的研究显示两者为正相关，有的显示为负相关，而有的显示不相关。主动或被动的例外管理对工作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如果领导者在标准设置和采取必要的行动之前被动地等待问题的发生，在事后批评员工，没有说明采取哪一种行为可以避免受到惩罚，那么这样的领导行为将对员工的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领导行为代表了被动型的例外管理。很难想象，没有对绩效进行监督，也不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的领导者是一个有效率的领导者。但是，合理的权变性惩罚代表了领导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如果领导的批评被认为是公平的，领导者阐明了绩效标准，用一种可以使员工接受的方式对低绩效状况进行改进，从而避免产生消极的后果，那么这种权变性惩罚（代表了较为积极的例外管理方式）会增强员工的绩效，帮助下属辨明角色，很可能对下属的满意感和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具有权变性，较多地依赖于工作的情境以及领导与员工的关系，但较多依赖于例外管理的领导者则会获得较低的工作绩效。
2．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每一个因素，包括领导扭力、智力激励和个人化考虑与工作绩效有紧密的联系，并能预测员工的工作绩效。事实上，变革型领导行为鼓励下属完成较为困难的目标，从全新和多种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同时促进了员工的自我发展。作为领导影响力的一个结果，员工出于对领导的承诺，从发自内心的工作动机出发，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以及目标实现和任务完成的潜在意义，会加倍努力工作，最终导致其超额完成预期的绩效。也就是说，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引导下属超越自我利益，向下属灌输共同的组织价值观，可以帮助下属达到最大的绩效水平。
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组织承诺感、组织公民行为有较为直接的影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去看，这些指标可预测员工的工作绩效。Koh等人的研究发现，学校领导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学生的成绩得分并无直接的作用，但它通过影响教师的组织承诺感，间接作用于学生的成绩。由此可以推断，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绩效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缓冲变量或中介变量。Podsakoff（1990）的研究结果显示，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度作为中介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领导魅力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而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下属的角色和任务分配知觉有直接的影响，这些知觉随后影响到下属对领导者的效能知觉，变革型领导者的效能知觉依赖于在整个组织目标的完成过程中领导者的沟通能力以及员工的角色知觉、任务明晰度和沟通开放性。
3．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权变适用性
情境因素将缓冲变革型和交换型领导行为对绩效的影响。存在变革倾向和风险承受趋势的组织中，容易接受变革型领导者；相反，受传统的习惯、规章和法令所约束的组织中，常把对现状存有疑虑、完成任务时常寻求改进方法的领导者看作是缺乏稳定性，变革型领导者不适合干具有结构稳定和连贯性的组织。因此，革新、风险承担和开放性较高的组织与结构稳定、秩序井然的组织相比，前者对变革型的领导者更具有吸引力。有研究显示，革新支持对于智力、个人化考虑的领导行为和工作绩效间的相关性具有缓冲效应，而魅力型领导行为与绩效间的关系，并不受革新支持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l）具有较高领导魅力的领导者通常希望拥有内化领导者价值观和目标的员工，并诱导下属超越即时的环境，完成领导所布置的任务，达到预期的目标。准力型领导者不受生产率高低标准的影响，能使下属达到高任务绩效、高任务调整及对领导和群体的高适应性；（2）与较为规范和稳定的环境相比，在较为混乱和不稳定的环境中，魅力型领导者对员工的绩效影响更大。
四、 领导行为研究的发展趋势
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已有20多年，但对它的研究却经久不衰。我们以为，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将来的研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 进一步修订变革型领导行为量表
过去的十几年虽有许多有关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其中以Bass和Avolio所做的工作最具有代表性，他们提出了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综合理论构架，并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但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应以相应的理论为基础加以修改和提炼，重点把握变革型领导行为几个相互区别的维度。
2．进一步注重变革型领导行为发挥作用的整个过程
以往的研究显示，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下属的角色知觉和任务明晰度，随后影响下属对领导的效能知觉，这说明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效能具有权变性，因为这取决于有关整个组织目标和目
方面领导与下属是否能有效沟通，这种权变性的知觉应引起进一步关注。
3．探索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多理论框架层次
以往的研究已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研究工作，但是变革型领导行为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群体层次上的结果性变量，而且也会影响到组织层次上的结果性变量，所以应该运用多层次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将为更好地理解变革性领导行为的权变性打下良好的基础。
4．进一步研究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领导的有效性依赖于情境因素，变革型领导行为是否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依赖于中介变量或缓冲变量。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且经常采用的中介或缓冲变量有：工作的结构化程度、领导～成员关系质量、领导者额职位权力、下属的角色清晰度、群体规范、信息的可获取性、下属对领导决策的认可度、下属的工作士气等，是否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或缓冲变量，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2篇: 高层梯队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
行为金融理论与投资管理实践
现代金融理论是建立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EMH)两大基石上的。这些经典理论承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技术，其模型与范式局限在“理性”的分析框架中，忽视了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分析。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现代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PM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心理与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投资实践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行为金融理论为人们理解金融市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现已成为金融研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领域。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对现代金融理论(尤其是在对EMH和CAPM)的挑战和质疑的背景下形成的。
主要理论基础
1.期望理论。期望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础。Kahneman和Tversky(1979)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风险回避的。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成为行为金融研究中的代表学说，利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迷(equity premiumpuzzle)以及期权微笑(option smile)等，然而由于Kahneman和Tversky在期望理论中并没有给出如何确定价值函数的关键——参考点以及价值函数的具体形式，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从而极大阻碍了期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行为组合理论(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BPT)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Asset Pricing Model，BAPM)。一些行为金融理论研究者认为将行为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完全对立起来并不恰当。将二者结合起来，对现代金融理论进行完善，正成为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Statman和Shefrin提出的BPT和BAPM引起金融界的注意。BPT是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APT)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MAPT认为投资者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组合，最优的组合配置处在均值方差有效前沿上。BPT认为现实中的投资者无法作到这一点，他们实际构建的资产组合是基于对不同资产的风险程度的认识以及投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金字塔式的行为资产组合，位于金字塔各层的资产都与特定的目标和风险态度相联系，而各层之间的相关性被忽略了。BAPM是对现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扩展。与CAPM不同，BAPM中的投资者被分为两类：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信息交易者是严格按CAPM行事的理性交易者，不会出现系统偏差；噪声交易者则不按CAPM行事，会犯各种认知偏差错误。两类交易者互相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事实上，在BAPM中，资本市场组合的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均值方差有效组合会随时间而改变。
投资行为模型
1.BSV模型(Barberis，Shleffer，and Vishny，1998)。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representative bias)，如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conservation)，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增加的预测模型。这两种偏差常常导致投资者产生两种错误决策：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和反应过度(over－reaction)。BSV模型是从这两种偏差出发，解释投资者决策模型如何导致市场价格变化偏离效率市场假说的。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是投资者对市场信息反应的两种情况。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涉及与统计有关的投资行为时，人的心理会出现扭曲推理的过程。事件的典型性将导致反应过度，而“锚定”将引起反应不足。事件的典型性是指人们通常将事情快速地分类处理。人的大脑通常将某些表面上具有相同特征而实质内容不同的东西归为一类。当事件的典型性帮助人组织和处理大量的数据、资料的时候，就会引起投资者对某些旧的信息的过度反应。
比如说在大连大豆的期货市场上，从历史数据中分析季节性因素，大豆有所谓多头合约和空头合约之分。再根据“老合约运行终止，最后往往都是跌”的经验（如S211和S301），得出“期价最终应是跌”的结论。但当基本面有较大变化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由于对上述概念反应过度而忽略基本面的新变化，从而产生价格的失真（如对S211和S301价格的长期压制上）。但是，并不是说投资者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面的这种变化持续下去，投资者将最终改变错误的观点。
“锚定”就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答案的特性。“锚定”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比如一个训练有素的推销员同买家的谈判总是从最高价开始的，然后把价格慢慢地逐步降低。推销员的目标是把买家“锚定”在较高的价位上。
在期货市场中“锚定”经常导致期货价格的暂时性失真。例如，期货市场上突然基本面有实质性的变化（如2002年年初的转基因政策的宣布），但是价格并没有很快上涨到该利多因素所应该带来的幅度。投资者误认为这种利多是暂时的、局部的，并不能起实质的影响。实际上，投资者把价格“锚定”在较低的水平，投资者对利好消息对期货价格的影响“抛锚”了。当然，投资者的观点也跟事件的典型性一样，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修正。
2.DHS模型(Daniel，Hirsheiferand Subramanyam，1998)。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过分偏爱(serf－contribution)两种判断偏差。然而价格由有信息的投资者决定。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商品价格判断的准确性，低估市场风险，进行过度交易；而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过分偏爱则使投资者过分偏爱自己所占有的私人信息，低估关于商品价格的公开信息。对个人信息的反应过度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商品价格短期的反应过度和长期的连续回调。
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时，无法作出适当的权衡，更容易出现行为认知偏差。人们往往认为近期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以及熟悉的东西更有把握，而选择它们，对不熟悉的行业、品种则敬而远之。如投资者总是对最近发生的事记忆犹新，人们总是对经常看的品种进行投资，并认为这些品种风险较小。人们还有“回避损失”的表现：当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感到损失的数量更加令他们难以接受。这就是投资者在获得收益时会马上平仓，而在损失时会继续持仓的解释。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风险厌恶者或者风险追求者，面对不同的情形，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当涉及的是收益的时候，人们表现的是风险厌恶者；而当涉及的是损失的时候，人们则表现为风险追求者。当然，过度自信并不单单影响普通投资者，对市场的专业人士也构成影响。
所以Fama(1998)认为DHS模型和BSV模型虽然建立在不同的行为前提基础上，但二者的结论是相似的。3.HS模型(Hong and Stein，1999)，又称统一理论模型(unified theory model)。统一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在上述假设下，该模型将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统一归结为关于基本价值信息的逐渐扩散，而不包括其他的对投资者情感刺激和流动性交易的需要。该模型认为最初由于“观察消息者”对私人信息反应不足的倾向，使得“动量交易者”力图通过套期策略来利用这一点，而这样做的结果恰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应过度。
4.羊群行为模型(herd behavioral model)。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性行为，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人类由于其社会性而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经常在一起交流的人由于互相影响，他们往往具有类似或者相近的思想。所谓羊群行为是指：由于受其他投资者采取某种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投资者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并不一定是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强调对其他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对他的投资结果造成影响。比如说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上，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期货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据对其他投资者行为的模仿来进行决策，这就形成了羊群行为。
在我国期货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打听主力动向，跟风投资的行为，或者在同一个期货公司开户的投资者往往持有相同方向的期货合约。由于羊群行为在期货市场中的广泛存在，期货价格的过度反应将是不可避免的，以致出现“涨过了头”或者“跌过了头”。这样，投资管理者可以采取相反投资策略进行短线交易，以获取过度反应向正常反应的价值回归过程的利润。另外，期货交易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除去手续费等费用，期货交易严格说来是一个“负和游戏”，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市场上的大多数人认为价格应该上涨的时候，价格往往会出现转机。所以作为一个成功的期货交易者，就应该敢于做市场中的“少数人”，依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客观分析，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行为金融理论的应用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由于受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不完全、时间不足、以及心理偏差的限制，将不可能立即对全部公开信息作出反应。投资者常常对“非相关信息”作出反应，其交易不是根据信息而是根据“噪音”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也就不可能是有效的。此外，行为金融理论从投资者行为入手对许多市场异常现象做出了解释，认为异常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市场是无效的。
投资管理者如何将行为金融理论应用于投资管理实践呢？一方面是要了解和认识自己的认知偏差，避免决策错误；另一方面要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知偏差和判断错误，在大多数投资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投资那些价格有偏差的品种，并在价格定位合理后，平仓获利。由于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基本上是稳定的，因此投资管理者可以利用人们的行为偏差而长期获利。具体而言，有两种应用思路，即把行为金融理论作为投资技术或者作为投资理念，实际上不少投资者是既将其作为投资技术也将其作为投资理念混合运用的。
有些公募基金（如共同基金）直接标榜为行为金融基金，他们利用投资者的各种认知偏差和市场表现出来的价格波动异常现象，在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利用数学工具和电脑程序来选股和操作。如美国著名的行为金融学家RichardThaler和RussellFuller管理着一个行为金融共同基金，其投资方法是利用投资者对信息的错误加工导致的市场非有效性来获取投资回报，采用自下而上、结合带有行为金融观念的基本分析来投资。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利用市场长期“炒小”、“炒新”、“炒绩差”的风气形成的定价偏差，高举“价值投资”的大旗，集中持有“中石化”、“中联通”等大盘绩优股，取得实效。
在期货市场中，各种投资失误将使投资者产生后悔的心理，对未来可能的后悔将会影响到投资者目前的决策。因此投资者总是存在推卸责任、减少后悔的倾向，“随大流”、“追涨杀跌”、“节前平仓”等从众投资行为都是力图避免后悔心态的典型决策方式。投资者必须学会客观地看待期货价格的涨跌，并严格设置好止损点。虽然投资者不可能每次都赢利，但只要赢利大于亏损，便是这个市场中的赢家。尽量使赢利扩大，而使亏损减小，才是最终的策略和目标。
另一些私募基金（如对冲基金、捐赠基金、养老基金），则是将行为金融理论作为一种投资理念，他们不像公募基金那样张扬，但是在这个应用队伍中，更不乏世界顶级的投资管理人，像WarrenBuffett，GeorgeSoros，DavidSwensen等等，Buffett的简单企业原则、Soros的反射理论、Swensen的资产类别原则等就是他们的投资理念的典型代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现代金融理论相矛盾的实证研究不断涌现，主要体现在投资策略的改变上。如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指投资者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购买股票，以防止“不测”时，摊低成本的策略，而时间分散化是指根据股票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的理念，随着投资者年龄的增长而将股票的比例逐步减少的策略。这两个策略被认为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法则明显相悖。Statman(1995)，Fisher、Statman(1999)利用行为金融中的期望理论、认知错误倾向、厌恶悔恨等观点对两个策略进行了解释，指出了加强自我控制的改进建议。
结语
行为金融理论对于原有理性框架中的现代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人的角度来解释市场行为，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的作用，为人们理解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行为金融理论是第一个能够有效地解释市场异常行为的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以心理学对人类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人们的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讨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它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的多样性，突破了现代金融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简单地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市场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使人们对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应该怎么做决策”转变到“实际是怎样做决策”，研究更接近实际。因而，尽管现代金融理论依然是对市场价格的最好描述，但行为金融的研究无疑也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第3篇: 高层梯队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
奥斯汀与他的言语行为理论
一，关于《如何以言行事》
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 1911-1960，英国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1955年在哈佛大学作了题为《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系列演讲（共12讲）。在此之前，他每年在牛津大学以“词语与行为”为题讲课，所涉及的范围与在威廉詹姆斯讲座的范围差不多。他去世后，其学生把他的这些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形成此书。该书体现了奥斯汀的思想精髓。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1，“描述”谬误
在奥斯汀看来，哲学家们一直假定，陈述的作用主要是描述某种事态，或陈述某种事实，而且这种描述或陈述必须是真的或假的。当陈述的意义就在于被证实这种观点出现以来，人们发现有些陈述是无法被证实的，即无所谓真假，因而是虚假的陈述，而非真正的陈述。于是，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许多明显虚假的陈述世实际上是不是表现为‘陈述’”（1978,）.他认为，并非所有真或假的陈述都是描述，因此，他不用“描述”这个词，而用“记述式”这个词。
. There’s a spider in your hair.→ warning.
I’ve got a gun. →threatening
You’re an idiot. →insulting
I need the salt. →requesting
我愿意（娶这个女人做我的合法妻子）→履行婚姻仪式。
我命名这船为伊丽莎白女王号 → 为船命名
From the above examples, these utterances are doing far more than simply assert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assertion is not involved in these utterances, but rather that there is a more basic purpose behind them. Austin wanted to counter a commonly held view by philosopher and semanticists that the sole purpose of making assertions is to describe some state of affairs.
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着手推翻认为真值条件（truth conditions）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语言观点”（Levinson,1983:228）。归根到底，我们要阐述的唯一实际现象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的完整的言语行为”（1975：148）。
2，奥斯汀的初期理论：施为句（performatives）和表述句（constatives）
奥斯汀理论的第一步是认为句子有两类：施为句和表述句。
如下面的句子并不是用来描述事物的，没有真假,说出这些句子是（或者部分是）实施某种行为，称为施为句：
1) I promise I’ll be there.
2) I admit I was foolish.
3) I thank you.
4) I apologize.
鉴别施为句的标准是:
1) 主语必须是第一人称（单数）；
2) 句子必须是肯定陈述性质；
3) 动词必须是第一人称一般现在时；
4) 在谓语之前必须能插入hereby。
用来描述事物的句子称为表述句.
1) I’ll be there.
2) I wan foolish.
3) I am very grateful.
4) I am sorry.
From the above utterances, they not only perform a speech act over simple assertion, they also simultaneously describe the speech act itself.
奥斯汀的初期理论忽视了并非所有的话语都含有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这一事实。实际上，语句无论是否含有施为动词，都有言之所为的效果：
若说：“我渴了。”时，就等于实施了“我陈述我渴了。”的行为或“陈述”的言之所为，并产生了“改变听话者知识状态”的言之后果；
若说：“你可以进来。”时，就等于用语言做了“我允许……”的事；等等。
3, 奥斯汀理论的第二阶段：
由于奥斯汀强调的是以言做事，而且所谓行为表达式也是指作事情，因此他要对“做事情”进行说明。在这一点上，他区别和说明了三种意思：第一，我们说某事就是做某事，即：说X（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第二，在我们说某事的过程中，我们做某事，意及Y（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 act）；第三，通过说某种事情，我们做某事，产生（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这就是其语言三分说。第一个意思“大致等于表达某一个特定的带有一定涵义和所指的句子，而且又大致等价于传统意义上的‘意义’”；第二个意思“大致可展示为诸如告知、命令、警告、承诺这样的东西，即具有一定（约定）力的表达”；第三个意思大致等于“我们通过说某种东西而产生或达到的东西，比如使人信服，使人被说服，使人被制止，甚至可以说，使人惊讶或误解”。（1978，）
. 语谓行为(locution): 当有人说"Morning！"时，我们可以问："他做了什么"，而不问"他说了什么"。答案可以是他发出了一个声音，单词或者句子--"Morning"。
Mike asked Annie: give me some cash. The words uttered by Mike can be semantically paraphrased as “Hand some money over to me”
语用行为（illocution）：当有人说"Morning！"时，另一个人问"他做了什么"我们完全可以回答：“他表示了问候”。
Mike performed the act of requesting Annie to give him some cash.
语效行为（perlocution）:当有人说"Morning！"的时候，说话人表示他想和听话人保持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的表示无疑会对听话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Annie refused to give him the money, or Annie was offended, etc.
当然，奥斯汀对三种意思的区分与说明首先是建立在对早期理论中的施为句反思之上。奥斯汀改进其施为句的标准为：含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作显性（explicit）施为句；不含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作隐性（implicit）施为句。显而易见，所有的语句都是施为性质的！因此，所有的语句都带有“语谓行为(the actual form of words used by the speaker and their semantic meaning)”、“语用行为(what the speaker is doing by uttering those words)”和“语效行为(the actual result of the locution)”三种语力（language force）。
若某男对某姑娘说：“我会娶你的。”这句话，实施了一个承诺的行为，产生了使某姑娘放心的效果。
根据这种理论，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并不是句子或其他表达手段，而是行为，如陈述、请求、提问、命令等。说话人通过语句，来执行言语行为，并在听话人那里产生交际效果。
语言学家历来研究的就是以言指事，即怎么发音、组词、造句及其有什么固定的意义；以言成事涉及许多现在仍然没有弄清楚的心理和社会因素；所以，奥斯汀真正关注的是以言行事。从此意义上而言，言语行为理论实际上就是以言行事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
这个理论是牛津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提出的，是研究语言使用的第一个重要理论。奥斯汀从1952年开始讲授他的理论。1955年，他去美国哈佛大学做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讲座时，修订了自己的讲稿，把题目从《言与行》（Words and Deeds）改成了《怎样用词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该讲稿在他去世后，于1962年出版。
8.1.1
施为句和表述句
8.1.2
行事行为理论
8.1.1 施为句（performatives）和表述句（constatives）
奥斯汀理论的第一步是认为句子有两类：施为句和表述句。在《怎样用词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奥斯汀认为下面的句子并不是用来描述事物的，没有真假。说出这些句子是（或者部分是）实施某种行为。所以这些句子称为施为句。其中的动词叫施为性动词。
例8-1
a. I name this ship the Queen Elizabeth.（我把这只船命名为伊丽莎白皇后号）
b. I bequeath my watch to my brother.（我把手表遗赠给我弟弟）
c. I bet you six pences it will rain tomorrow.（我用六便士跟你打赌明天会下雨）
d. I promise to finish it in time．（我答应按时完成）
e. I apologize.（我道歉）
f. I declare the meeting open．（我宣布会议开始）
g. I warn you that the bull will charge．（我警告你这头公牛会撞人）
相反，化学老师在演示实验时说的例8-2，却不是施为句。它只是描述了说话人说话的同时在做什么。说话人不能通过说这句话把液体倒入试管，他必须同时做倒液体的动作。否则，我们可以说他作了虚假陈述。这样的句子叫表述句。
例8-2
I pour some liquid into the tube．（我把一些液体倒入试管）
虽然施为句没有真假，但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是合适的。我们把奥斯汀提出的合适条件简化如下：
A．（ⅰ）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规约程序。并且
（ⅱ）相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是合适的。
B. 该程序必须正确全面地得到执行。
C. 通常，（ⅰ）有关人员必须有相关的思想、感情和意图。而且（ⅱ）能付诸实际行动。
所以，在新船下水仪式上，只有被指定的那个人才有权给船命名，并且这个人必须说出符合命名程序的话；遗赠手表的人必须有一块手表；如果第二天是晴天，那么，打赌会有雨的人必须给另一个参与者六便士。
但是，奥斯汀很快认识到，这些条件只适用于部分情况。有些情况，并不需要规约程序来完成。例如发誓，可以说"I promise"，也可以说"I give my word for it"，没有严格的程序。另一方面，所谓的表述句也可能必须满足其中的某些条件。例如，说"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法国现在的国王是个秃子）"是不合适的，就像一个没有手表的人说"I bequeath my watch to my brother（我把我的手表遗赠给我弟弟）"一样。他们都假定某种实际并不存在的东西存在。而且表述句中，说话人也必须要有相关的思想、感情和意图。例如，我们不能说"The cat is on the mat， but I don"t believe it.（猫在垫子上，但是我不相信）"
后来，奥斯汀尝试从语法和词汇上找到区分施为句和表述句的标准。他注意到，典型的施为句一般是第一人称单数作主语；用一般现在时；用直陈语气；用主动语态；动词是施为性动词。不过也有反例。用被动语态的如"Pedestrians are warned to keep off the grass（行人禁止践踏草坪）"还是很常见的。在非正式场合，其他语气和时态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不说"I order you turn right（我命令你向右转）"，而只是简单地说"Turn right（向右转）"。陪审团可以不说"I find you guilty（我裁决你有罪）"，而说"You did it（你犯了罪）"。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Thank you"。因为没有主语，表面上看起来像个祈使句，但实际上这是个施为句。通过说这句话，说话人表达了对听话人的谢意，没有必要再做别的事，虽然对方有时会开玩笑说："你不能只是口头上谢我"。另一方面，state一般被用来表述事情，是最典型的表述动词，却也可以被用来做事。说"I state that I"m alone responsible（我声明我承担全部责任）"的时候，说话人就发表了声明，承担了责任。换句话说，看来施为句和表述句的区分很难维持，所有的句子都能用来做事。
8.1.2 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理论
在《怎样用词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后面的部分，奥斯汀尝试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讨论在什么意义上说话就是做事。
根据他的观点，说话可以在三种意义上被看成做事。第一种是普通意义。那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移动发音器官，发出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并被赋予了一定意义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当有人说"Morning！"时，我们可以问："他做了什么"，而不问"他说了什么"。答案可以是他发出了一个声音，单词或者句子--"Morning"。这种意义上的行为叫作发话行为（locutionary act）。然而，奥斯汀认为在发话行为中还有一种行为，"在实施发话行为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实施另一种行为，例如：提出或回答问题，提供信息、保证或警告，宣告裁定或意图，公布判决或任命，提出申诉或批评，作出辩认或描述，等等"。（1962：98－99）例如，当有人说"Morning！"时，另一个人问"他做了什么"我们完全可以回答："他表示了问候。"
换句话说，我们说话时，不只是说出一些具有一定意义的语言单位，而且说明我们的说话目的，我们希望怎样被理解，也就是奥斯汀说的具有一定的语力（force）。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说"Morning！"有问候的语力，或者说，它应该被理解成问候。这是说话可以是做事的第二种意义，这种行为叫行事行为。奥斯汀承认语力（force）可以被看成意义（meaning）的一部分，这时的意义是广义的。就我们刚才讨论的例子，我们也可以说"他的意思是问候"。在本章开头的那个反问句"What do you mean（你什么意思）"中，mean也是广义的。但是奥斯汀主张还是把语力（force）与意义（meaning）区分开，后者只用作狭义；只指较稳定的固有的意义。语力（force），或者叫行事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相当于说话者意义、语境意义或附加意义，可以译成汉语的"言外之意"。不过illocutionary act不能翻译成"言外行为"，因为前缀-il的意思是"在……里面"，而不是否定。
说话可以看成做事的第三种意义，涉及话语对听话人产生的效果。通过告诉听话人某事，说话人可以改变听话人对某件事的观点，或者误导他，让他惊奇，诱导他做某事，等等。不管这些效果是否符合说话人的本意，它们都可以看作说话人行为的一部分。这种行为，叫做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例如，说"Morning！"的时候，说话人表示他想和听话人保持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的表示无疑会对听话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对话双方的关系很正常，效果可能不太明显。但如果两人的关系有些紧张，一方说出一个简单的"Morning！"，就可能使他们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听话人可能会接受他这种友好的表示，和他重归于好。如果是这样，回答"他做什么"时，我们就可以说："他和朋友重修旧好了。"也可能，听话人对说话人有偏见，把他的友好表示看成是虚伪，一句问候语反而使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虽然这并非说话人所愿，但这的确是他的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取效行为和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不同，前者与说话人的意图有关，而后者与此无关。
如果这样定义，那么语言学家历来研究的就是发话行为（locutionary act）。他们关心怎么发音，怎么组词，怎么造句，它们又有什么固有的意义。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涉及许多现在仍然没有搞清楚的心理和社会因素。所以奥斯汀真正关注的是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在这个意义上，言语行为理论实际上就是行事行为理论。
这个概括性更强的理论适用于所有的句子。前面所讲的施为句只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它的行事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已由施为性动词清楚地表明。
第4篇: 高层梯队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
城市高层建筑布局规划方法与理论浅析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高层建筑建设日益发展，高层建筑对于城市自身定位、经济发展指向以及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介绍了高层建筑布局规划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高层建筑布局决策提供借鉴。
【关键词】高层建筑；布局；规划
引 言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步伐日益加快，城市高层建筑也在迅速发展中，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密度增大，导致了城市居民生活环境恶化、交通压力剧增、城市文化特色丧失等诸多问题。因此，高层建筑合理布局是避免或缓解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影响高层建筑布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土地价格、市场经济实力、城市规划布局、水文地质等诸多因素对于高层建筑的布局与规划都有影响。要做到高层建筑规划合理、需要综合到土地管理、经济学、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建筑学、美学和社会学等复杂的学科门类，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因此高层建筑的规划方案的选择和决策，把握难度较大，由此导致后期对于城市发展造成一系列困难。现阶段，我国对于城市高层建筑规划布局还没有成为系统的学科，在进行高层建筑布局规划工作时，只能够向以往经验进行简单的类比，没有科学的指导往往都会导致较多的问题出现。本文主要就高层建筑布局规划方法及其基本理论进行阐述和分析，为高层建筑布局规划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1、我国高层建筑的界定
我国在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中指出，民用建筑按地上层数或高度分类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①住宅建筑按层数分类：一层至三层为低层住宅，四层至六层为多层住宅，七层至九层为中高层住宅，十层及十层以上为高层住宅；②除住宅建筑之外的民用建筑高度不大于24m者为单层和多层建筑，大于24m者为高层建筑（不包括建筑高度大于24m的单层公共建筑）；③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民用建筑为超高层建筑。
2、高层建筑布局规划方法概述
城市高层建筑的布局规划工作主要是，充分考虑城市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和城市规划方案，从宏观上把握，从微观上进行控制，科学指导高层建筑进行合理规划，使得高层建筑与城市发展相匹配，达到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与城市环境协调发展。城市高层建筑的布局规划所依托的思路就是：在对城市空间布局的情况进行实时调查的基础上，结合gis技术建立完整的城市高层建筑空间分布数据库，对城市高层建筑分布的状况进行总结与分析，探讨其存在有关问题，根据社会经济现状与发展方向分析城市高层建筑发展规律；通过相应方法选取影响高层建筑布局的主要因子，并确定各影响因子的权重，并将城市划分为若干地块单元，采用单因子分析法分单元预测城市高层建筑建设潜力，形成单因子分析模型，再采用多因子综合分析预测高层建筑整体发展潜力，形成综合评价模型；综合考虑高层建筑分布现状、城市总体规划、生态环境等因素，对预测模型进行修正，得出城市高层建筑空间分布模型，宏观上提出高层建筑分布分区，形成高层建筑宏观控制方案；在预测未来高层建筑高度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高层建筑高度控制提出整体目标，并对各研究地块内建筑高度进行高度控制研究，建立整个城市的建筑高度控制体系，形成高度管控图则，形成高层建筑微观控制方案。
3、高层建筑布局规划基础理论
城市高层建筑布局规划工作需要结合城市规划、建筑学、土地管理学、经济、地理信息系统、交通规划、美学以及城市景观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城市高层建筑在城市中分布主要有几种基本的模型：当其受地价影响的情况下，高层建筑的分布城市地价的区域区别相关，一般分布在地价较高的地段；受城市生态景观影响时，高层建筑一般分布于城市视线交点或城市空间上的节点处，这样就不会对城市景观的空间造成影响；考虑到城市区位因素时，高层建筑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而通常会在市中心区域、交通枢纽地带或城市主要景观地带分布；考虑到交通条件时，则会将高层建筑建设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带。
4、国内高层建筑布局规划经验
国内高层建筑布局规划经验总结综观国内高层建筑规划布局经验，从规划层面有两种做法，一是做出专项规划，二是出台相关的规划管理法规。目前国内对高层建筑布局研究的经验大致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较多侧重于某一因素对于高层建筑布局的影响，而缺乏对高层建筑拟分布地段的区位特性、地价、经济发展特点、交通状况、人文历史特性和城市生态景观的综合把握，对于高层建筑布局规划的整体分析与研究，需要从上述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根据所有相关因素的综合分析结果来对布局规划方法来决策。国内所进行的研究多着眼于某一因素影响下城市中规划高层建筑，例如北京市提出了以历史文物保护为中心，以故宫为保护重点来对城市建筑高度进行严格控制的方案；而哈尔滨市则根据城市空间分布以及城市规划结构来确定高层建筑布局方案，对于不同的建筑高度区域施以相应的高层建筑控制原则，对于重点控制的城市节点进行特别的城市天际线设计。
（2）以城市局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对整个城市的研究甚少部分城市在进行局部地区如中心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等区域进行城市设计时对高层建筑的布局控制作了研究，关注了局部地区的城市形象以外，对整个城市的关注不够，这样不利于指导整个城市的高层建筑布局发展，也不便于从宏观上指导规划管理。如南京市结合老城区的空间形态保护对高层建筑的布局进行研究。
（3）研究的方法以定性分析、宏观研究为主，理论运用、定量分析和微观研究不够高层建筑的布局研究应该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过程，首先应该从整个城市出发，宏观研究各个区域的高度控制分区，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城市的空间形态；再具体的从各个区域提出相应的控制指标，在提出控制指标的时候应该有大量的理论依据和定量分析做支撑。
（4）研究技术手段参差不齐，以文字性研究为主，对数据的分析较为简单综观国内高层建筑布局研究的成果，仅南京和上海的研究应用了gis平台，其他城市的研究以简单分析为主。高层建筑布局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该分析各个子因子之间的影响程度以及权重，在这一过程中，将会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运算，良好的研究平台将为研究成果提供重要的保障。
（5）宏观上对建筑高度采用分区进行整体控制，微观上采用图则形式进行局部控制在建筑高度宏观控制层面，国内研究经验是根据研究结果，将研究区域分成若干个建筑高度控制区，对各个区域提出相应的建筑高度控制要求。在建筑高度微观控制层面，借鉴控规的编制经验，采用图则形式，根据各局部地段建筑建设现状，在充分预测未来建设潜力的基础上，对今后可能改建或新
5、结语
城市高层建筑布局规划决策工作需要综合城市规划、建筑学、土地管理学、经济、地理信息系统、交通规划、美学以及城市景观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整体把握高层建筑对于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经济环境、一个绿色环保且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一个具有个性化特色的城市景观。做好城市高层建筑的布局规划，需要调查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分布现状、交通发展状况、城市景观生态环境现状和城市区位分布等因素。
【参考文献】
[1] 挥爽.北京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指标调整研究—建筑控制高度指标[j].城市规划，2006，30（5）：38-43.
[2] 罗曦，郑伯红.基于多因子评价的长沙市高层建筑布局规划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07（2）：102-105.
第5篇: 高层梯队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
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行为：理论与实践过去两年来中国股市正在不断演变。2006年，沪深所有指数全部翻番。2007年，沪深各主要股指再度翻番。但目前市场正在努力消化几家大公司的财务行为。2007年11月，已在香港上市的中石油转战国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股票开盘价48元（合6.7美元），但截止目前其股价已跌至24元以下（合3.3美元）。上证综指在三个月内下跌25%，从6000点上方跌至4500点左右。上月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中国平安宣布了它1500亿元（合208亿美元）的巨额融资计划，结果当日股市就大跌7%。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李悦、张峥牵头开展了一项研究，探索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行为。去年11月，他们在一篇题为“公司财务理论与
行为—来自167家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的论文中发表了研究结论。沃顿知识在线最近在北京采访了张峥和李悦，探讨了他们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成果。
研究小组通过邮寄或传真方式将调查问卷送达1507家中国上市公司。开展本次研究旨在更好地了解上市公司是如何做出资本预算、评估资本成本和在资本市场融资的决策。张峥认为：“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上市公司做出财务决策背后的动机。”
此外，他们还对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李悦指出，“针对中国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还不多。我们的优势在于这次的研究是由一个学术机构独立完成的，与政府没有关系，从而保证得出的结论更加可靠和有意义。”张峥表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成熟。目前绝大多数的公司财务理论都是基于成熟的经济模式，所以对中国这样的新市场进行研究可以做出特别的学术贡献。”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7份，收回有效问卷167份。接受调查的167家公司中制造类企业占46家，非制造类企业涵盖零售、批发、采矿与建筑、能源、房地产、传媒、金融、医药和高科技等各个行业。超过半数的被调查企业属于大型公司，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合1.39亿美元）。95%的被调查企业最近三年的平均市盈率大于20倍。就财务杠杆而言，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介于4.7%和114%之间。70%的被调查企业评级在AA及以上。按控股情况分，70%的被调查公司是国有企业，24%是国内私营企业，还有1.85%是外资企业。
上市公司的长期投资决策
当被问及“促使贵公司考虑实施新的投资项目或者合并的原因是什么”时，多数公司的回答是“为了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为了扩大公司规模”或者“这是出于产品市场竞争战略的需要。”92%的受访者认为“发展战略非常重要。”74%选择“扩大公司规模非常重要。”75%认为“是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
研究人员还发现，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加重视发展战略。国有企业注重公司规模更甚于大股东意愿。制造类企业不太注重公司规模，他们更关注产品竞争战略。
当被问及在做投资或并购决策时如何考虑各个选择标准的重要顺序时，多数公司认为最重要的是：“产品市场上的销售预测，”“内部收益率（IRR），”“高于期望的收益率，”或者“净现值（NetPresentValue,NPV）。”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确实非常关注利润，也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这些公司非常理性”。杠杆率越高的公司越重视项目的“灵活性”与“扩张能力”，也就是说，财务杠杆较高的公司对于项目失败可能造成的财务问题比较谨慎。制造类企业更重视销售预测和市场份额，而不是净现值和收益率等财务数据，这说明多数制造公司正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
如何计算资本成本？
研究人员关心的三大问题是：公司如何评估资本成本？如何为投资项目选择贴现率？如何衡量风险因素？
调研结果显示，52%被调查的公司认为股权融资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该结果印证了中国企业偏好股权融资的想法。李教授和他的同事发现，“股市历史平均收益率”和“银行贷款利率”是中国公司在评估股权资本成本时考虑最多的两大因素。
绝大多数中国公司不关心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而CAPM是海外公司广泛用来计算股权资本成本的标准方法。只有一小部分受访的中国公司（24%）利用CAPM来计算股权资本成本。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中国的股市还非常不成熟。由于非流通国有股与流通股之间的差异，中国的股价还不能反映出股票的真实价值。
研究人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在为某个投资项目选择贴现率的时候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想法。当被问及“贵公司在为新项目选择贴现率时最先考虑的是以下哪些因素？”，多数公司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下三个变量：“银行贷款利率”，“行业贴现率”和“与项目风险匹配的贴现率”。
李悦指出，“看来多数中国公司的CEO还不太了解这三类选择标准的区别，特别是他们忽略了头两个标准存在的缺陷。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还不完全懂得什么是资本成本。”李教授和他的同事在报告中指出，相对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可能会造成项目成本低估，甚至可能会导致公司操作一个NPV（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利用行业贴现率来评估比这种方法要好一些，但最理想的是结合公司股权和债权再确定贴现率。李悦指出，“从市场的角度而言，贴现率选择错误可能降低资本分配的效率，从而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
研究表明，中国公司在评估投资项目风险时考虑的因素包括利率风险、价格风险、利率期限结构、GDP或周期企业景气风险等。但他们很少考虑通胀风险或财务困境风险。漠视财务困境风险可能是导致很多上市公司做出轻率投资决策的原因所在。
中国公司为何会漠视财务困境风险？“公司治理可能是原因之一，”李悦说，“因为国有股的数量极为庞大，所以做出财务决策的人并不对财务结果负全责。与此同时，对国有股的监督力度也还不够，所以内部人很有可能漠视风险。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利率和通胀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所致，所以这些公司根本不认为通胀是什么大问题。”
财务行为与资本结构选择
中国公司认为在所有的融资方法中“短期借款”最重要，其次是“发行新股”，再次是“利润留存”，而最不重要的就是“公司债”。企业对短期借款的过度依赖表明流通中的短期贷款数量十分惊人。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向企业提供长期可贷资金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选择“发行新股”与中国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结论一致。
与美国公司不同的是，中国公司董事长在做融资决策时的影响力要大于CEO。另外独立董事也在公司财务中起着重要作用。李悦表示，“根据2008年新准则的要求，公司会计需要向所有独立董事汇报财务细节。有独立董事的公司在做投资决策时会更为审慎。”
有意思的是，多数公司认为“在做财务决策时，整个社会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认知非常重要，这种认知甚至比公司董事长还要重要。”
中国公司做股权融资决策时最先考虑的是“这家公司是否具备进行股权融资的资格。”另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的再融资相关法规”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这表明中国公司的再融资行为主要是由政策以及公司是否合乎要求而决定，而不是考虑公司对资金的需求。
除法规政策外，“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采纳新创意或新技术”也是上市公司考虑股权融资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在债务融资方面，研究表明，按照重要性排列，影响公司选择是否发债的因素有公司利润率、现金流波动、评级级别、交易成本及债务融资费用、利率支出的避税效应以及债务是否会造成财务困境。张峥表示，“上市公司在融资的时候确实会考虑自己的偿付能力和融资能力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漠视可能出现的财务困境会诱使公司过度借贷和过度投资。他们对交易成本和费用的重视表明，高昂的交易成本可能会成为中国债务融资的制约因素。”
至于中国上市公司是否根据股价来选择融资时机，研究的回答是否定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近期公司股价上涨而发行股票的可能性”不是公司在决定发行新股时担心的问题。另外，“股价低估”也不是公司发行可转债的理由。李教授指出，“可转债是推迟发行股票的办法。但海外公司推迟发行股票是因为当前的股价被低估，中国公司推迟发行可不是为了一个合理的价格，他们通常是因为
目前还不符合政府的规定而利用推迟发行绕弯达到目的。在开展调研之后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前面所言，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发行新股主要是取决于政策以及是否符合监管当局的要求，他们很少选择发行的时机。
那么“你们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是为了保护股东利益吗？”李峥和张悦的回答是：“美国公司更强调股东利益，日本和德国公司认为员工、经理、所在社区和环境等利益相关者很重要，而中国公司正处于变迁的过程中，从早期保护内部人利益到现在关心股东利益，至于未来是否更强调利益相关者，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